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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剖析

   日期:2021-07-29     来源:www.giantgreat.com    作者:未知    浏览:525    评论:0    
核心提示: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原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进步,是一个值得看重的研究视角。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原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进步,是一个值得看重的研究视角。大多数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到底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进步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很多地方官员对政治近况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我们的独立考虑,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愈加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可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期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觉得,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主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很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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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体制资源与干部代谢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概要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非常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不过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征”,“但极少直接谈到怎么样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觉得,中国现在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可以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改革需要拥有一系列条件,学者们总是把这部分条件总结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部分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备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国内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规范中,本来就有很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大家不可以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进步和政治改革有需要[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进步的讲解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征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革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假如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剖析框架来认识,政治进步“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用途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原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情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剖析所谓的“体制内原因”,如现行规范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情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假如这部分“体制内原因”对政治改革具备正向的推进用途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看重对“体制资源”的剖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剖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大体上来看,到今天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事实上,近年来中国政治进步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颁布,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有哪些用途。那样,能否从这部分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觉得,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剖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现在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推进力量的比率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觉得:“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规范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赖对其政治精英的剖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征的梳理,与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策略、政治资源等剖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看法:其一,新兴精英主如果技术精英,他们极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少与派系联系在一块,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家的重压时能准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非常难革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不听话型精英会最后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些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怎么看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看法[14]。何清涟则觉得,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常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一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将来,就算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时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讲解[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因为缺少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剖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与事业有成模式的比较确实是能够帮助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征。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进步时期精英的不同特点和属性。然而,这所有却极少可以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旧紧急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剖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剖析[19]。此后,也没其他学者用这部分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状况,而未系统地剖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情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没办法充分知道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剖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怎么看”,这好像是国内现在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分数查询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收购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知道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怎么看,但这一调查基本上是“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剖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如果定性的规范剖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规范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剖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觉得,取代老干部的一大量新型的中年轻人常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好教育和具备有关的专业常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需要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青化(年龄标准)、常识化(受教育程度的规范)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最重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不同,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萧功秦在一篇剖析中国20余年政治进步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别“政治权势”的主要标准。他觉得,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权势,先是“自由派政治权势”与“原教旨的正统派权势”(即“守旧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获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效果与本钱的原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置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怎么看。比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剖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觉得,“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魅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生活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紧急的信仰危机”是其主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讲解,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觉得,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势力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可以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进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重压和国际重压,除非迫不能已[24]。

以上对国内外有关研究的回顾表明,到底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怎么样,并没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要紧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推行调查,搜集很多数据来作系统剖析,以判断目前和以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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